燕赵都市报冀东版记者 吴艳丽 文/图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讨薪、入学、医保……说起这些词汇，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和一个称谓联系在一起——“农民工”。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守护者，同时也是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

　　连日来，本报记者多次走进工地、小吃摊点、劳务市场等农民工兄弟可能出现的地方，体验他们的生存现状，倾听他们的情感渴求，洞见他们的心理需要，呼吁全社会都爱关注农民工这一群体。

　　那么，这一游走在城市边缘的群体何时能够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不再让别人“另眼相待”？专家给出的意见是，从我们忘记“农民工”这个词汇开始。

　　农民工很难融入到城市生活中

　　“农民工在城市中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是一个不确定的群体。虽然他们被叫做农民工，但这是个很模糊的称谓。他们的社会角色是比较单一的，他们所享受到的权力也是非常不确定的。”唐山学院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五十人工程专家杨继昭在解释农民工这个称谓的时候这样说到。

　　“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还是随遇而安，并没有真正纳入政府系统的有效管理之中。他们居住得很分散，归属感很差，生活质量也比较低，生活方式比较单一，无非就是挣钱养家糊口。”说起农民工目前的生存状态，杨继昭说，“他们应该拥有的一些权力，比如发表意见的权力、申诉的权力、娱乐的权力。”杨继昭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还是很难融入到城市生活里，城市的文化氛围、社会保障体系、生活方式等等诸多方面，他们并没有享受到。

　　社会应从多方面给予农民工关怀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新闻，说南京的公交车上，一男子因嫌农民工汗味重欲赶其下车。这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例，在其他城市，类似农民工被赶下车的情况时有发生。”唐山市的社科专家张亚钧表示，这是严重歧视农民工的行为。

　　不仅如此，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限制着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比较严重的就是农民工讨薪问题。农民工讨薪成功的例子依旧是少数，拖欠农民工工资还将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长期存在。“目前的形势已经在改善，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已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解决力度和效果还不能尽如人意。”杨继昭表示。

　　此外，农民工的家庭角色还处在十分干瘪的状态。常年在外，除了挣钱，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很难担负起来。“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是他们的社会角色决定的，再加上整个社会管理缺位，导致了这样的生存状态。”杨继昭分析说。他们的思乡情，对亲人的牵挂，使他们内心煎熬，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合理地解决，才能体现出政府部门的人文关怀，民生为本，“不要让农民工只能在过年回家时，才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亚钧表示。

　　对于农民工的文化娱乐生活，张亚钧也表示出了担忧，“在我们享受文化娱乐生活的同时，也应该想到农民工也该有享受生活的权利。他们的劳动很辛苦，更需要精神上的放松。如果社会能够关心他们的文化生活，对于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文化素养，这对缓和社会矛盾是很有好处的。”

　　唐山农民工有自身特点

　　杨继昭表示，唐山和南方城市的农民工还不太一样，唐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全国来讲并不低，最近唐山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保护农民工利益的政策，这对稳定这个队伍，提升他们的尊严，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但是唐山的农民工还没有进入到正常的社会秩序当中，特别是外地农民存在工会家庭破碎感。而本地的农民工晚上回到家里面也可以参与家庭的一些劳作，这部分人应该说是比较稳定的。但当地的农民工也可能会任意挑选工作，带来劳资纠纷，因此，这个问题应该有个系统化的研究。

　　“农民工”一词应被替换

　　对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两位专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受到企业的盘剥和部分社会群体的反感，他们的尊严容易被社会忽视，他们自己也总感觉是社会最低等的人群，这样一来，他们会质疑整个社会，对前途丧失信心。”

　　而要想摆脱这种现有的思想，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期待着大家都能把农民工平等看待，消除歧视，他们应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力。”

　　“‘农民工’一词说出来就带有一定的歧视性，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工种来称呼他们，比如可以称呼他们为建筑工人或是其他的称谓，应该让‘农民工’这个词尽快消失，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关心、关怀弱势群体，就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张亚钧表示，“农民工问题解决了，离实现中国梦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