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

　　9月2日，河北学者梁勇经过近半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提出一论断：国宝四羊方尊的首次出土地(原属地)不应该在湖南宁乡县，可能在河北广宗县。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湖南学者纷纷站出来反驳梁勇的论据和论证，称其论断缺乏基本常识，四羊方尊不可能出土河北广宗县。梁勇和广宗地方文化学者对湖南学者的质疑一一回应，并指出，广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神秘人物与四羊方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就是民国时期的广宗县县长姜榓荣，是姜把这件国宝从广宗县带到湖南宁乡，目的是为了保护战乱中的国宝。就在“湖南宁乡说”、“河北广宗说”的争论处于白热化之际，有学者又称，我国许多国宝身世扑朔迷离，呼唤以此事为契机，用严谨的学术精神寻回国宝背后的历史真相。

　　“河北广宗说”：四羊方尊是从河北广宗带到湖南宁乡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国宝青铜器、商代礼器四羊方尊，被标注为：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所以宁乡人一直把它尊为该县的文化标志。可是在河北广宗县县城的显要地段，2007年就建起了一座四羊方尊公园。其中有什么原由？这引起了河北学者梁勇的好奇。经过实地调查和考证，梁勇认为，国宝四羊方尊首次出土地应该在河北省广宗县。“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是咱广宗的，是姜榓荣带过去的。”广宗县文明办主任郑兰华对记者说，20多年来广宗县的文化学者经过考证、调查、采访，拥有充分的证据和大量的见证人，证明四羊方尊在1938年前曾现身广宗县。

　　姜榓荣何许人？《广宗县志》载：姜榓荣(1900～1986年)，湖南宁乡县黄材区月山乡龙泉村左家滩人，192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孙中山创办于1921年，1949年3月停办)，1931年考取广宗县长。广宗当地人称，姜榓荣是民国时期少有的开明县长，为了保护国宝四羊方尊免遭战火破坏，是他暗暗将其运回家乡埋藏起来的。

　　姜榓荣究竟是如何保护国宝的？四羊方尊究竟与广宗县有何渊源？

　　据广宗县政协机关事务管理处的王增勉说，1990年，他和时任广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陈永修一起访问过与姜榓荣共事的广宗文人王缄三(1991年病逝)。据王缄三回忆，1933年秋，姜榓荣得知广宗境内不断有盗墓贼在沙丘平台和西汉广宗王刘如意墓盗掘文物，随即派警察严密追查，将被盗文物收到广宗县府，保存在县衙西侧监狱内一个叫“四间房”的密室。有一次，姜榓荣与王缄三等五位同事一起到“四间房”查看文物，王缄三清楚记得一件被称为“四龙四羊尊”的青铜器，中间是空的，大概可以盛下一瓢酒，有人轻轻敲了一下羊头，发出类似羊叫的声音。王增勉说：“后来，王缄三在历史课本上看到四羊方尊的照片，说与他曾看到的那件宝贝一模一样”。

　　在当时广宗县的绅士阶层和上层人物中曾亲眼目睹过这个被称为“四龙四羊尊”的不乏其人。家住广宗县城的88岁的贺春顺回忆说，在他10岁的时候，广宗县督学王耀生和历史老师吕贤文两位先生曾拿着一张四羊方尊的照片给同学们看过。另外，见过此照片的还有广宗县南街村民周大锋、吉挺贵等人。

　　为了进一步弄清历史真相，广宗县政协原主席李云豪曾经设法找到姜榓荣的侄子，试图请他们说清其中的真相。姜榓荣的后人对此极为敏感，缄口无语，拒绝表态。“如果姜榓荣的后代出来证明，如果能找到当年的那张照片，那就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依据，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做工作。”梁勇称，只要证明是姜榓荣把四羊方尊带入湖南宁乡的，那么历史教科书就得改写。但是，四羊方尊究竟出土于广宗县哪里？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河北广宗说”PK“湖南宁乡说”：各执一词，疑云重重

　　截至目前，四羊方尊出土“河北广宗说”与“湖南宁乡说”已经进行了两轮辩论。双方各自列举证据，唇枪舌剑。

　　争论焦点一：商代宁乡属“三苗之地”，有无商文化层？

　　“四羊方尊这等显赫的商代贵族礼器，岂能掩埋在远离商王朝贵族的地区呢？三苗之地不具备如此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梁勇质疑称，曾有学者认为，四羊方尊是后人带入宁乡的，原因就在于宁乡当时不具备出土四羊方尊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他还列举出谭其骧先生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称这本权威著作曾把所有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商代方国、城邑遗址进行印证后，绘制在《商代地图》上。而宁乡没有任何商代城垣和方国大邑的记录。

　　针对质疑，湖南省宁乡县文物局副局长李乔生称，在四羊方尊出土地周围，经考古发掘，发现有商代文化层，出土红烧土和方格纹、绳纹等陶片，时代与四羊方尊相同。曾主持炭河里遗址考古发掘的湖南大学教授向桃初介绍称，湖南炭河里遗址是一个区域文化的中心聚落，很有可能是西周时期某个地方方国都城所在地。他认为，出土器物包含有商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因素，说明宁乡黄材一带出土的大量青铜重器和炭河里城址有直接关系，亦属同一个文化共同体。

　　争论焦点二：四羊方尊为后人带入湖南宁乡的，但究竟是谁？

　　李乔生也承认四羊方尊可能是后人带入的说法，但他认为，四羊方尊为中原商代移民带入宁乡的。湖南省博物馆原副馆长傅举有也认同这一说法，他分析称，商代晚期甚至西周时期湖南土著文化并不具备铸造四羊方尊等精美重器的技术条件，而宁乡、长沙等周边地区都没有古铜矿遗址也没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这些铜器很可能来自于外面。他推断，由于当时战乱不休，原住中原的商人中的一支部落在其首领的率领下来到了宁乡，与当地民族融合交流，创造了青铜文化。

　　湖南大学教授向桃初则认为，是“三苗”后裔遗留之物。“受到强大的周王朝势力压迫，江汉地区的政治集团或方国携带象征国家政权的青铜器，与部分被灭国南逃的商朝遗民一起经过湖北东南，沿洞庭湖东岸进入湘江流域，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入乡随俗，改变原来的生活习俗，与本地土著民族密切结合，在这里修造城池、建筑宫殿，也铸造青铜器，从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炭河里文化。

　　“后人带入说湖南学者已经承认，但他们认为是西周灭商后，商人带到宁乡的。这从文献到考古，都缺少证据。”梁勇称，《史记》等文献都记载：西周灭商后，将帝辛之子武庚迁于朝歌以北，置邶、鄘、卫三国，设置三监以监督，结果三监与武庚联合叛乱，后被镇压，于是商民集中在河北的邯郸、石家庄、保定一带。“三苗”后裔遗留之物说更无依据，那时不可能超越礼法制度制造和保留商代王室用的礼器。“应该是抗战前从广宗卸任的县长姜榓荣为保护四羊方尊从河北带入湖南老家埋藏起来的。”梁勇称。

　　针对以梁勇为代表的“河北广宗说”的质疑和举证，湖南学者一一回应，又提出了两大质疑：

　　质疑一：“河北广宗说”时间不符、常识错误。

　　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称，当地农民姜景舒1937年在自家红薯地里发现了四羊方尊，只是当时以为刨在了“石头上”，没有继续往下刨，第二年才刨出了四羊方尊。这与1938年姜榓荣返乡时带入的说法不符。另外，高至喜称，四羊方尊上面的锈迹是黑亮的，只有在南方的酸性土壤中才会形成，广宗的碱性土壤环境不会形成。

　　质疑二：四羊方尊出土后姜榓荣不可能缄口不语。

　　“如果姜榓荣为保护四羊方尊从河北带入湖南老家埋藏的话，方尊发现后，姜就在老家为何不回应？”高至喜称，姜榓荣系自己的老师，从未对他提起此事。湖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熊建华认为，姜榓荣在1938年回到宁乡，可能带回的是类似四羊方尊的器物，而因器物之间的形似，有可能被广宗当地老人误认为是四羊方尊。

　　对以上种种质疑，梁勇也一一给予回应：

　　回应一：1937年发现与1938年发现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姜谧荣是1935年从广宗卸任，他有充足的时间返回家乡珍藏这件国宝。即便是1937年发现它也并不意外。另外，由于青铜器的铜、锡、铅含量不同，呈现黑、红、黄等不同颜色。四羊方尊的青铜器本身是黑色。其次，黑色锈斑若是酸性土壤所成，也并不能证明宁乡的唯一性，广宗县也有酸性土壤。

　　回应二：姜榓荣缄口不语，是因为他珍藏国宝的初衷，本来是为了保护国宝，防止动乱中落入侵略者之手。但是，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陷入可能被怀疑侵吞公产的境地，所以只能三缄其口。广宗县所有的人证都指向了姜榓荣带走了四羊方尊，不可能所有人都误认，这也是常识。

　　四羊方尊出土河北广宗尚需实物证据

　　假如正像“河北广宗说”所称，是姜榓荣把四羊方尊带入湖南宁乡的，那就意味着四羊方尊的出土地要改写。那四羊方尊的出土地究竟在哪里？它最终将情归何处？“河北广宗说”有两种说法：一是，可能出土于广宗县、威县交界处的西汉广宗王刘如意墓。二是，可能出土于广宗县沙丘平台遗址。

　　广宗县的李云豪、王增勉，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金鹏和广宗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谷华池等，多次到广宗县、威县交界的西汉广宗王刘如意墓所在地附近的高庙村访问。他们称，据当地一位老人回忆称，在陵台边刨树根时曾挖出了一件“小石羊”。后来证实那东西“不像石羊，倒像是乌金的(就是青铜器)，可能是个香炉。”据王增勉与陈永修1990年对王缄三采访回忆，王缄三也称，四羊方尊是广宗王刘如意墓出土的。

　　梁勇称，“从四羊方尊的纹饰到器形，学术界都认为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如果真的是出土于西汉广宗王刘如意墓的话，只能质疑和推翻这里是广宗王刘如意墓的说法，因为不可能在西汉广宗王的随葬品里存有商代王室礼器。”就这一问题，记者请教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一位考古专家，他称，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四羊方尊不可能在西汉广宗王的墓葬里出土，这不符合封建礼制。

　　梁勇通过对殷商王室以及王畿周围相关方尊和羊首青铜器造型进行对比，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四羊方尊显然是在商朝晚期王室礼器尊的基础上，经过发展改进，突出了羊首形象而成就的一件显赫的礼器。鉴于沙丘平台遗址的王室规格，梁勇做出了大胆的假设和推论———四羊方尊在广宗的原始随葬地或者最初出土之地，应该与商朝末年帝辛在沙丘的王宫礼器有关，或许是商代末期沙丘宫代表性器物。

　　据河北省文物局项目管理处处长张文瑞介绍，沙丘从来没有进行过考古挖掘。“沙丘有商代文化遗存，面积不小，应该在地下。”针对广宗县文物工作人员所称，沙丘曾出土过商代的陶鬲、罐，战国陶壶、板瓦及玉饰和青铜器残件。张文瑞说，沙丘平台周边老百姓拣到这些东西有可能，据他考察，邢台地区商代的陶鬲等文化遗存很多，很多老百姓都有收藏。对于四羊方尊是否可能出土于沙丘平台，张文瑞认为，有待寻找充分依据去证明。

　　四羊方尊身世的考证没有结束，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线索。更为重要的是，对四羊方尊国宝身世的考证，向业界提出一个重大课题：对于那些身世存在疑点的国宝，文博工作者、专家学者应该重新进行严谨的考证与研究，避免错误信息的误导，最大程度地还原国宝背后的历史真相。梁勇最后说出了他的初衷———“我们对四羊方尊身世的追问、对其出土地的追寻，其真正意义也正在于此。我们呼吁更多学者行动起来。”

　　相关链接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高58.3厘米，重约34.5公斤，端庄典雅，优美雄奇。1995年版《宁乡县志》如此记载：“民国27年(1938年)农民姜景舒兄弟在月山铺(今月山乡龙泉村)转耳仑山腰种地时，掘出四羊方尊”。1938年5月，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古董商张万利以400光洋购得四羊方尊。后转手到了长沙，随即被政府没收，交湖南省银行收藏。1938年下半年，湖南省银行为避战乱，西迁沅陵。四羊方尊在日军空袭中碎成20多块。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了四羊方尊碎片，他请湖南省文物管委会的张欣如修复了四羊方尊。1959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调至北京，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